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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是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人群和文化交流逐步兴盛的一个时期。考古发现和比较研究表明：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式"铜，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大陆东渡到韩国西南部沿海一带的吴越铸工匠在当地铸造的；韩国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的舶载铁器，是分别从大陆的燕地和齐地传入的；韩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纪年前后的"横置式"前期瓮棺葬，是在大陆黄海和渤海沿岸地区瓮棺葬的影响下产生的。中韩交流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拉了序幕，后来又经历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线，既有连接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辽东—朝鲜半岛"陆路，更有"环黄海之路"水路，即沿黄海近海北上、东进、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线。 近面世的应侯见工铜簋，其铭文记载了属于"淮南夷"的毛、衰等氏族，侵犯周王朝南部边境并被周王朝打败的事情。铜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之末的孝王、夷王时期。铜簋的器身与器盖铭文各不相同，可能是同一批盗自应国墓地的随葬器物。应侯见工簋的发现，更证明应国是周王朝南方不可或缺的屏障，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艰巨任务。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子午鼎束腰鼓腹的造型与"楚灵王好细腰"的审美习惯关系密切，通过分析鼎内的铭文，考证王子午鼎的铸造时间，借助相关的文献和的考古材料，并参考装饰艺术的发展规律，王子午鼎的造型特征应是受到楚庄王审美观念的影响。古代玻璃器的名称十分复杂，这些名称的来源和使用给学术界带来了一定的困扰。此文以唐代"琉璃"和"玻璃"的关系为切入点，梳理了玻璃在古代不同时期名称和内涵的变化，探讨了"玻璃"与"琉璃"、"琉璃"与"琉璃釉陶器"的关系，以期对古代玻璃的名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进行的发掘，出带车辙的道路、房基、灰坑、灰沟、窖穴、水井、铜器窖藏坑、祭祀遗存、墓葬等大量商代遗迹，出土各类遗物数千件。此次发掘，为深入研究殷墟的都邑布局、族邑分布、商代洹水流域的地下水文和古气候、晚商时期的祭祀礼仪等了非常重要的。本文以一度流失越南、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的民国昆明市《外侨户籍册》为基础，分析其史料价值及研究意义，进而通过对相关信息的爬梳整理，结合当时的环境因素和近代以来昆明历史的发展特征，将民国时期外侨群体在昆明的分布、活动状况及特点一个的解读。新成立6年来，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考古队伍不断扩大，专业素质显着提高，理论方法丰富多样，重要发现接连不断，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对外交流日益活跃。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考古学正在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通过对双王城遗址所出部分白色钙质遗物进行X射线衍射、锶同位素、氧碳同位素等分析，可认识卤水来源、成盐温度等与制盐工艺相关的问题，遗址中大量出现的钙镁碳酸盐则可以作为判断盐业遗址的化学证据，以此了解商周时期莱州湾沿海盐业遗址制盐工艺的流程。9年，中美科研机构合作进行了"辽宁红山文化社区项目"季田野调查。采取系统性全覆盖徒步方法，对大凌河上游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推算出调查区域内红山文化时期人口规模与分布特征，对该地区社区发展情况与内在动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5年，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一座未被盗扰的春秋时期墓葬(M8832)。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两棺一椁。出土了较多青铜器、玉器等，包括铜鼎8件，其中列鼎为5件，推测墓主人应是较 的 。此墓的发掘，为研究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组合等了新的实物。辛亥爆发后，梁启超对其先是充满疑虑，担心会带来社会动乱，也怀疑党所鼓的民主、共和是否真能"名至实归"；随即，他又因看到后有可能实现自身政治抱负之契机而心生窃喜。辛亥十周年之际，他对其大加颂扬，肯定了辛亥的巨大价值与意义，对其给带来的变化极其乐观。梁启超这一由疑虑、窃喜而乐观之转变，与他流质般易变之思想、热衷政治之秉性以及自信之性格等密切相关。客观上看，也与民初以降社会、经济的逐渐起步紧密相关。梁启超深刻认识到这一内在变化，故而对辛亥以来尤其是此后的充满乐观。与这一变化互为表里的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不断发展、进步，他基于对辛亥及其给带来的发展变化之深刻体认， 终提出"政治在于民"的观点。梁启超对辛亥认识与态度的转变，折射出辛亥的巨大历史意义。